转载: 歷時12載,尋覓張大千心中的桃花源──專訪導演張偉民,談紀錄片《萬里千尋》

歷時12載,尋覓張大千心中的桃花源──專訪導演張偉民,談紀錄片《萬里千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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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偉民坦言,12年就像一個修行的過程,從而帶動心靈的提升,可以碰到這個機會,接觸到一個偉大的靈魂,她心存感激。

美國華裔女導演張偉民,花了12年,追尋畫家張大千在海外數十年的傳奇經歷。(灼見名家製圖)
 
 

電影,說的就是人的故事,尤其是紀錄片,更離不開「人」。

《萬里千尋》是部長篇紀錄片,說的就是張大千(1899-1983)漂泊海外的故事。

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──張大千是中國著名畫家,他的畫作拍賣價,創下天文數字,每幅以億元計,但在藝術史上,他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傳奇人物,關於他的藝術人生,亦有很多的謎團。

張大千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後,在海外漂泊近30年,從亞洲到南美,從歐洲到北美,直到人生最後的幾年,才定居台灣。

頭戴「東坡帽」,身穿長袍,長着白鬍子的張大千,多年漂泊海外。

頭戴「東坡帽」,身穿長袍,長着白鬍子的張大千,多年漂泊海外。
 

美國華裔女導演張偉民,花了12年,追尋畫家張大千在海外數十年的傳奇經歷。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,沿着張大千的足跡,尋覓探究,走訪全球多地,包括北美、南美、歐洲、中國和日本等,訪問了張大千的家人、朋友、弟子,還有收藏家、學者等,為大家解開這位藝術家後半生之謎。

在影片中,張導演親自出鏡,以自己的旁白來講述這個故事,帶領着觀眾,一起踏上這趟奇異的旅程。電影填補張大千後半生在藝術史上的空白,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很多有價值的線索。

12月8日,《萬里千尋》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映。我看了這齣紀錄片,也聽了導演張偉民和執行監製司徒元傑的講座,還訪問了張導演。她談到電影的製作緣起,也分享了拍攝過程中的種種經歷、感受和體驗。

導演張偉民,任教於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,偶遇一卷塵封的膠卷,自此與張大千結下不解之緣。(張偉民提供圖片)

導演張偉民,任教於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,偶遇一卷塵封的膠卷,自此與張大千結下不解之緣。(張偉民提供圖片)

緣起則不滅

張偉民成長於北京,早年學習美術,繼而在北京電影學院主修攝影,其後往美國留學,修讀電影,畢業於俄亥俄大學電影研究所,現為三藩市州立大學電影系教授。

談及《萬里千尋》的攝製,就從2011年開始,當時她剛進入三藩市州立大學任教,因緣際會,看了一摞塵封已久的16毫米膠片,「一個身穿長衫的老人,長着白鬍子,在加州的圓石灘漫步,撫過松柏,遙望太平洋,似乎是凝視着遠在東方的故鄉……」膠片攝於1967年,保留了張大千在加州的珍貴影像。

同校的藝術系教授Mark Johnson,把膠片交到她的手上,興奮地說:「我終於找對了人!」期望她可以做點什麼。

張偉民指出,「我對畫家感到興趣,跟學習經驗有關。進電影學院之前,我是學繪畫的,對於中國繪畫發展的歷史,也有一定的認識,但張大千對我來說,仍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形象。」

這卷塵封的膠片給予她很大的震撼,「我第一次知道張大千曾住在加州,以前,我只知道他在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,然後1983年在台灣去世,但中間的過程,卻是一片空白。」

同時,她也感到很好奇,「如果他在亞洲,生活在台灣、在香港,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,可是他居然身在美國,我生活在三藩市,距離加州的海岸也不遠,我們好像在同一個空間,雖然時間不同。」跨越時空,不期而遇,讓她覺得冥冥之中,好像有一個緣份。

張大千離開家鄉後,在香港短暫停留,其後前往南美洲,至1976年後到台灣終老。

張大千離開家鄉後,在香港短暫停留,其後前往南美洲,至1976年後到台灣終老。

「這卷膠片靜靜地躺在這裏,仿似被遺忘了。然而,相隔接近半個世紀,竟然讓我看到了,也許是命中注定。我跟膠片還有一個緣份,我也生於1967年,跟它同齡,這大抵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」她不斷強調的,是「冥冥之中」,同齡的膠片,燃點了她的研究興趣。

「我從沒想過,這卷膠片竟然讓我開啟了一段長達12年的尋找……」從接到膠片的那一刻開始,張偉民就感受到一份被賦予的使命感,自此與張大千結下不解之緣。

上下而求索

「初時,我找不到任何資料,也不知道到哪裏找。」自2011年開始,張偉民就從採訪人物入手,遍訪跟張大千接觸過的人,包括他在世的家人子女、朋友故交,還有台灣、香港的學者,例如高美慶教授。

高教授的父親高嶺梅先生,跟張大千是好友,「2011年,我到香港訪問高教授,她道出了張大千與乃父的交誼,以及他的藝術表現,可是她對於巴西的情況,卻不清楚。張大千曾住在高家,但逗留在香港不足一年,就出發到阿根廷去,香港只像一個轉口站。」1951年底,張大千帶着全家大小,共十多人,飄洋過海,搭了50多天船,終於抵達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,但他沒有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停下來,而是選擇在門多薩(Mendoza)定居。

「一個藝術家跑到西方去,選擇一個如此遙遠偏僻的地方,實在不可思議。縱使在現在,如果我們要移民,也甚少選擇南美吧,尤其是門多薩,一個靠近智利的山區。」他為什麼作出如此抉擇?實在是一個謎!

張大千在巴西摩詰市購地,自建八德園。

張大千在巴西摩詰市購地,自建八德園。

張大千在阿根廷的日子只有兩年左右,因為得不到居留權,又得移徙到巴西去。1954年,他在聖保羅州摩詰市(Mogi das Cruzes)的一個村落,購置了百多畝的荒地,建成中式的山水亭園,取名「八德園」。可是,到了1970年代,巴西政府收地興建水壩,導致八德園被淹沒了。

張偉民曾訪問過張大千的兒子張保羅,「他住在加州,告知我八德園早已消失在水下。縱使到了那處,什麼也會找不到。」

八德園遺址。

八德園遺址。

她慨嘆,「被訪者所知的,其實很有限。關於巴西,仍是一片空白,沒有具體的答案,令我很迷惘、困擾。在這個世界,沒有誰能給我答案,答案就得靠自己去追尋。」不斷的上下求索,令她感到很stressful!

不過,她也指出,「拍攝紀錄片的時候,有很多事情是未知的,每次發現一些新材料,無論是一張新的照片,還是一個新的人物,都會帶來興奮……」

張大千的兒子張保羅。

張大千的兒子張保羅。

走訪八德園

直到2015年,張偉民已經完成了部分的採訪,還將訪問的片段做了一個網頁,帶來了轉捩點。「一個巴西記者approach我,問我片子拍完了沒有?我說還未拍完。」記者告訴她,可以帶她去八德園。「雖然保羅說什麼也看不到。可是我卻感到,我一定可以找到什麼,我還是要去的。」2015年1月,她飛到聖保羅,然後去八德園。

那一年聖保羅旱災,水位下降後,顯露八德園遺址,走在荒蕪的廢墟上,面對庭園巨石,讓她對八德園有初步的認識,「白色的水鳥,悠悠飛過,我彷彿看到張大千在園中漫步……一切都變得真實起來。」

其後,每隔一年,她都會到巴西,每次都有新的發現。她在摩詰市找到張大千的日裔家庭醫生Mori,說起不少當年的往事,又展示他相贈的畫作。她又採訪了張大千留在此地唯一的弟子沈潔,他的花匠、鄰居,以及當地的藝術家。「沈潔曾帶我去八德園,她告訴我,那處是畫室,那處是亭子……」酷似四川巴山蜀水的環境,園林的殘影,更令她深深感受到畫家的鄉思。

張大千留在摩詰市唯一的弟子沈潔。

張大千留在摩詰市唯一的弟子沈潔。

張偉民自言,「前幾年的追尋,有如霧裏看花。至2015年,張大千離我比較接近,也更真實,因為我知道他曾在這裏生活過,他呼吸的空氣,我也呼吸到了,他看到的日出日落,我也看到了……他的形象顯得更具體了!」

張大千在巴西居住了十多年,張偉民認為他已找到自己的桃花源,「我最想了解他對理想的追求,以一個藝術家來說,他的桃花源在哪裏?前往那麼遠的地方,不單止是為了生活,他一定有自己的理想,而且跟藝術有一定的關係。」桃花源這個觀念,一直貫穿張大千一生,他遠離中國,是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桃花源。張大千在1951年繪畫的《桃源圖》,將扁舟繪於畫的一邊,舟子回望他住過的青城山,從畫作構圖可知,他渴望遠赴海外,尋找心中的桃花源。

她鍥而不捨,年復一年,只要尋到一些線索,就籌畫出發。2019年,她在不同的城市,找到了張大千1966年在巴西繪畫的兩幅作品。「就在這關鍵的一年,我找到了《清溪探梅圖》,我感受到,張大千已身在桃花源裏,他的人生和藝術創作同時達到了頂峰。」這幅作品的上半部是抽象的潑彩,下半部是具象的傳統中國繪畫,他當時已將原創潑彩和中國傳統繪畫融合起來。

她在巴西小鎮Olinda的美術館地下室中,也找到了《瑞士雪山》,潑墨潑彩的佳作,教人驚艷。「巴西是張大千的第二故鄉,兩幅畫作就是他贈送給巴西的禮物。」她笑着說。

張偉民在巴西小鎮美術館的地下室中,找到了張大千的佳作《瑞士雪山》,兩個工人抬着這幅畫到室外。

張偉民在巴西小鎮美術館的地下室中,找到了張大千的佳作《瑞士雪山》,兩個工人抬着這幅畫到室外。

覓覓復尋尋

疫症持續蔓延期間,張偉民被迫停止海外的拍攝,藉着這段時間,她深入調查,繼續蒐集資料。「巴西不是藝術創作的中心,那些年,張大千一定要到西方去,西方的藝術中心就在法國的巴黎。」

有關歐洲的部分,除了1956年張大千和畢加索在康城的一幅合照之外,幾乎沒有其他資料。「當時西方的報章怎麼說,完全沒有記錄。單靠一張照片,我不能道聽塗說,我要繼續尋找下去……」

皇天不負有心人,她的學生找到一張報紙的方塊,「”Comment peut-on être Chinois?”(How can we be Chinese?),La Mode的標題已彰顯出他們對張大千的評價。」

報章報道了張大千1956年在巴黎的展覽,賽努奇博物館(Musée Cernuschi)展出他在敦煌臨摹的壁畫,而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(Musée d’Art Moderne de Paris)則展出他的其他畫作及收藏的古畫。兩個博物館級的個展同時舉行,實在罕見。

張偉民在八德園的廢墟拍攝。

張偉民在八德園的廢墟拍攝。

接着,張偉民又發現了張大千1961年再到賽努奇博物館展覽《巨荷圖》,《巴黎快報》(L’Express)的整版報道,詳細記錄了他跟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安德烈.馬松(André Masson)的對談。「這場歷史性的對話,討論的是東西方藝術創作和藝術哲學理念,馬松欣賞中國畫水墨的輕盈、流動,氣韻生動,而張大千則讚賞油畫色彩的純粹和特殊的質感。」張偉民指出,兩位大師在相互討論的過程中,非常融和,其後,還嘗試借鑒對方的藝術手法,實在難能可貴。

馬松創作了一幅水墨抽象畫《花園殺手》,送予大千先生,以表敬意。而張大千於60年代初期,已開始結合傳統中國破墨,嘗試潑彩,及至中期,出現經典之作如《瑞士雪山》、《愛痕湖》等。

尋尋覓覓的過程中,她又遇上了另一重大的發現,那就是1964年德國科隆的畫展。德國藝術家Hubert Berke夫人拍攝的超8毫米膠片,珍貴的歷史片段,展示了當年張大千與Berke的交流,在科隆展覽開幕禮上,他示範如何「寫竹」,畫上的題字,道出中國畫書畫同源的特色……也讓大家重溫他65歲生日時的萊茵河之旅。

另一珍品,是1956年張大千在日本出版《大風堂名跡》時,香港的影壇前輩──電影製作人朱旭華先生帶隊前往東京,拍攝他的紀錄片。張偉民發現了這段史料,讓張大千最早期的影像資料,得以面世,也很難得。而朱先生的兒子朱家欣,也是《萬里千尋》的執行監製之一。

心靈的提升

12年的堅持,談何容易。「一路走來,我像偵探般,追尋失落已久的資料,千絲萬縷,將線索串連起來,就拼成一幅精美的畫圖。」多年的尋幽探秘,張偉民將箇中經歷的甘苦,細細道來。

她不諱言,「最大的困難來自資金,每次出去拍攝都需要錢,我只能用自己的研究經費。這不是一部商業片,我根本不可能找到投資者,因為沒法承諾任何回報。我也不想受催於任何人,受到資金的掣肘,事實上,這是一個研究、思考的過程。」

「在中國傳統文化裏,12年是一個輪迴,也許,要渡過一個輪迴,我才能把張大千後半生的經歷發掘出來。不是我選擇了這個project,而是它選擇了我,或者,是大千先生選擇了我,讓我走進他的內心世界!」張偉民說出心聲。

「我很想知道一個藝術家,在西方生活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,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漂泊海外的藝術家。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,這麼多年,我自己拿着攝映機去拍攝,彌補這一段空白,也是我的使命。我像一個信差,傳遞大千先生的理想和信念;我也像傳教士一樣,完成了一個Spiritual Journey,一點也不覺得辛苦,一切都是值得的!」張偉民坦言,12年就像一個修行的過程,從而帶動心靈的提升,可以碰到這個機會,接觸到一個偉大的靈魂,她心存感激。

張偉民多年來尋幽探秘,拿着攝映機去拍攝,為的是完成使命。

張偉民多年來尋幽探秘,拿着攝映機去拍攝,為的是完成使命。

離開巴西後,張大千搬到美國加州,1976年後到台灣終老。張偉民認為,藝術家的創作,大多取決於其文化背景和生活土壤,「我覺得他一生之中,最精彩的部分,就是在南美洲時期,在那段日子裏,他找到心中的桃源,也藉着藝術,走向世界。他遊走歐洲,傳達東方精神文明,弘揚中國藝術,還跟西方藝術家作出交流,東西文化的交融和激蕩,令他迸發出藝術的生命力,登上了創作的巔峰。」故此,她決定將電影的焦點放在這段歷史。

作品的背後,反映了畫家的人生取向,她明確地道出,「正如張大千的兩方印章『不負古人告後人』、『直造古人不到處』所示,這就是他一生追求的藝術理念。」

今年10月底,張偉民回到八德園的廢墟上,用竹桿支起銀幕,為大千先生播放了《萬里千尋》。這部紀錄片於11月,在第47屆聖保羅國際電影節,獲選為最佳國際紀錄片,亦於12月初,獲得了第20屆中國(廣州)國際紀錄片節中國故事優秀紀錄長片。

電影在香港故宮博物館首映時,張大千的家人,特地從世界各地飛過來觀賞,讓張偉民好感動,「他們對我說:『感謝你做了一件我們無法完成的事情……at least, we can show our support!』」

《萬里千尋》將於明年1月中旬,在香港正式公映。「期待影片可以觸動人心,希望觀眾看完後,不單是看到了什麼,知道了什麼,而是感受了什麼!」張偉民如是說。

《萬里千尋》海報。

《萬里千尋》海報。